南方電影工作坊

杜篤之變魔術　電影更聲動

■記者李光爵╱專訪
■記者陳建宏╱攝影 


　 資深錄音師杜篤之昨日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，他是該獎項成立電影類以來，第一次的得獎者，杜篤之覺得這對他來說是至高榮譽，談到他三十多年的錄音心情，以下是訪談紀要：

　 高中玩音響 踏上錄音路
　 問：為什麼當初選擇錄音做為事業？

　 答：我從高中就喜歡玩音響，後來中影開了一批訓練攝影、錄音等電影各項課程，就這麼踏上了錄音之路。

　 問：做了這麼久，不會疲憊嗎？

　 答：做了三十年，其實不會累。當年玩錄音是興趣，現在則是責任，和我一起工作的湯湘竹等人需要這工作餬口，所以我有責任帶大家。而且我覺得來錄音室後製時，好像在打電動，還可以賺錢，又有成就感，當然要做下去。

　 問：聽說王家衛坎城參展片「2046」後製非常趕，情況是？

　 答：王家衛喔（笑），他拍片向來很趕。我們合作四次每次都這樣。做「春光乍洩」時七天沒睡覺，兩天沒吃飯。「2046」最後後製階段的十二天更恐怖，每天只睡一小時，王家衛還把剪接器材帶進錄音室，邊剪邊錄，整個錄音室擠滿了人，非常恐怖。
　 和王家衛合作很操 但就是爽
　 問：這麼累，還繼續合作嗎？

　 答：當然，我沒遇過不合作第二次的導演，和王家衛合作這麼操，只有一個字形容，就是「爽」！

　 問：談談當年中港台知名導演為何找你？

　 答：最初原因我忘了，我覺得大家信任我的工作品質，我可以教人技術，連錄音器材都可以借出去給大家用，與其說和我合作，不如說我提供一個環境給大家工作。

　 問：台灣錄音人才遇到的問題是？

　 答：大環境沒有需要這麼多人，訓練期又長，很多人沒辦法完成訓練。

　 一位現場錄音師要訓練四年，懸吊麥克風收音員也要兩年，可見培養新秀是很大的問題。

　 問：你和侯導合作這麼久，他是什麼樣的人？

　 答：侯導喔...（想了很久），很海派吧！當年拍「悲情城市」後，他覺得錄音設備需要更新，直接叫我去估價，拿一百萬買了一套錄音設備給我，夠阿莎力。

　 咖啡時光錄音設備 獨步全球
　 問：那套設備還在嗎？

　 答：時間久了，自然要淘汰，現在已經是用數位錄音的時代。侯導的新片「咖啡時光」，就是亞洲第一部在現場錄音時用硬碟錄製的作品，搞不好還是全球首部電影做這種嘗試。

　 這套器材全世界當時只有五台，兩台在歐洲，一台在美國，亞洲就我們這一套。廠商對這項產品極有信心，我們拍片時拿試用機做，效果很好，器材還可以防水，現在該廠商已經把侯導這部片當活廣告了。

　 問：拿硬碟直接在現場錄音的話有什麼差別？

　 答：硬碟隨時會壞啊，人家在拍片結果聲音出問題，你拿什麼去賠人家。

　 問：談談「20.30.40」劉若英在雨中講手機那段錄音過程吧，聽說張艾嘉對那段很滿意。

　 答：那段是現場收音，場外有水管灑水進來，基本上有很多雜音，還要收劉若英講電話的聲音。

　 劉若英在那場戲講電話的聲音很有感情，張艾嘉擔心聲音會太雜，要劉若英配音，又苦惱劉若英配音沒辦法達到當初的狀態，結果我和張艾嘉表示，已經把那些雜音都挖掉了，讓她欣喜若狂。

　 問：李康生在「不散」中，讓陸弈靜在公園問路人，那場收音也很難，不是嗎？

　 答：是的，因我們只讓陸姐配戴無線麥可風，基本上她連跑動都會有一大堆風聲、衣服聲，而且路人並沒有配戴麥克風，在後製時除了去除雜音外，還要設計出聲音的距離感。

　 所以我把陸姐的聲音降低，路人拉高，有兩個真的太遠了，只好請朋友和小康的媽媽來配音。這種偷拍式的錄音本來就很難，侯導的「咖啡時光」有很多段也是這麼拍的，技術真的很難，侯導拍完最困難的鏡頭後，開心得不得了。

■藍祖蔚
　 一般而言，眼睛膚淺，耳朵深奧而有創意。火車頭的汽笛聲使我們得到整個車站的印象……，耳朵較傾向內在，眼睛較傾向外在。

　 ─法國電影大師布烈松 對台灣電影貢獻良多
　 電影藝術通常被人認定為影像藝術，卻忽略了它的聲音功能，其實電影從一八九五年問世當天，音樂的輔佐搭配功能就已密不可分。

　 默片時期的電影影像，通常被學術界界定為包含了線性（及光）、平面、立體和時間的四度空間功能，一九二九年有聲電影問世後，聲音拓展了電影藝術的第五度空間，透過人物對話、環境音響、事件音效和音樂鋪陳的方式，完備呈現了電影藝術的完整性。

　 就如美國作曲家柯普蘭說過的名言：「電影中的聲音，可以創造一個更具說服力的時空感覺；也可以強化影片人物的心理情境─不論是角色沒有說出口的想法，或是特殊的情境。」精確的聲音處理，不但使得電影作品展現更具說服力的寫實力道，也可以提昇電影的想像空間，杜篤之的聲音處理，就是台灣電影得以蜚聲國際的重要環節之一。

　 電影是綜合藝術，劇本是骨架，影像是肉身，音樂和聲音則是血液，從骨架、肉身到血液，能否成就完整的風格作品，全賴創作者的創意巧思創造影音震撼，更進而邁入藝術殿堂。

　 台灣電影工業中的聲音技術，長久以來備受忽視，戲院欠缺先進設備表現聲音效果，製片業者更是因陋就簡，不重視演員的口白表演，以事後配音員的制式配音口白取代，環境聲響更採用簡便的罐頭配音做法因應，以致人物感情虛假，影片效果做作蒼白，徒然只像娛樂商品的加工廠，未能攀登藝術高峰。

　 在1989年「悲情城市」開啟台灣電影同步錄音里程之前，杜篤之已經有八年的電影錄音實務經驗，他和台灣新電影的年輕工作夥伴，一起擺脫傳統的國片作業方式，追尋拍攝現場的聲音重現，四處蒐錄真實的聲音檔案，不肯放漏看似微小，卻有厚實質感的聲效，創造幾可擬真的聲音效果；也積極鑽研新知，不時自費添購新進器材，追求台灣電影的聲音品質突破；同時為表現戲劇效果和電影感情，也能根據電影主題主動尋訪貼切聲源，豐富電影的想像空間與藝術成就。

　 恐怖份子聲效 突破瓶頸
　 1986年他用土法煉鋼的方式，嘗試替楊德昌電影「恐怖份子」捕捉類同步錄音的聲效，轟動國際，咸認台灣電影的聲音技術已經突破多年瓶頸，做出同步錄音效果；1991年的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」的聲音仿真處理，更被喻為完全超越台灣水平的國際一流聲響。

　 多位導演在國際影展的優越映演空間中，清楚聽到杜篤之豐潤翔實的聲音處理後，都大為震撼，當場就打電話回台向杜篤之致敬。

　 80年代台灣新電影能夠享譽國際，蔚為風潮，固然與導演創意和影像風格關係密切，杜篤之的聲音建設亦提供了極具說服力的觀影印象，功不可沒。

　 90年代之後，杜篤之的錄音技術日趨純熟，也開始了他引進錄音最新科技，挑戰錄音工程的新里程，1992年他在「少年口也，安啦！」一片中做出了杜比音效；1999年的「想死趁現在」中，他引進了杜比數位音效；2002年美商投資的台灣電影「雙瞳」中，他更使用了7+1SDDS錄音技術，完成了讓澳洲錄音工程師都歎服，咸認可以比美好萊塢商業作品的聲音品質。

　 這段期間國片產量銳減，但是杜篤之卻仍一本熱忱，一心輔佐侯孝賢、楊德昌和蔡明亮等台灣電影躍上國際舞台，同時也積極服務台灣新生代導演和紀錄片工作者，提供最精緻、也最具實驗創意的聲音效果，備受新進導演致敬推崇，同時他的成績更揚名香江，知名的香港王家衛導演、許鞍華導演和陳可辛導演，亦都跨海力邀杜篤之為他們的作品負責音效工程。

　 華語電影進軍國際 功不可沒
　 1999年，「一一」、「花樣年華」和「鬼仔來了」三部華語電影獲選坎城影展競賽，前兩部的聲音都是由他負責，2001年「千禧曼波」和「你那邊幾點」兩部台灣電影參與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競賽，兩片的聲音工程亦都出自杜篤之手筆，他的成績終獲國際影人肯定，獲得當年坎城影展高等技術獎，創下台灣電影技術人才揚威國際的空前紀錄。

　 近年來，台灣電影產量日減，但是杜篤之依然投資在台成立新進的杜比錄音工作室，致力提昇台灣影視工業的製作水平，並多方培育專業人才，香港大片亦都風聞他的專業成就，因此轉來台北從事後製工程。